《中国汽车史话》连载 | 难产”的二汽 （二）

　　1954年4月10日，二汽筹备处和临时党委正式集中办公，全面开展各项筹建准备工作。建设二汽，首先要明确建设规模，建多大的厂？生产什么汽车？年产量多少？由于中国方面的汽车专家和经济建设经验、资金都非常缺乏，基本上是苏联专家拿意见，中方根据国内对汽车的需要作补充。根据中国代表团在苏联时与苏方会商的设计纲领，二汽采用苏联“嘎斯”型汽车系列。
　　1955年7月，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编制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初步设计文件确定：
　　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拟引进高尔基、莫洛托夫汽车厂产品，生产嘎斯汽车，年产10万辆，其中，嘎斯51型2.5吨载货汽车6万辆；军用越野车2万辆，其中嘎斯63型四轮越野车和带绞盘的嘎斯63 A型共1500辆。嘎斯69型军用指挥车5000辆；预留“伏尔加”型小轿车2——4万辆，总计12万辆。预定1957年开工建设，1959——1960年建成投产。
　　厂址确定后，厂区规划、公路铁路等各种规划图也陆续出来了。正在各项准备工作向前推进的时候，苏联汽车拖拉机部副部长在与中方筹建组负责人交谈时说：“你们将这么多新建的工厂都集中在武汉，将来万一发生战争，一颗炸弹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2007年，笔者采访黄正夏时，他回忆说，这位苏联专家当时的话只是个人看法，并不代表苏联方面的正式意见，而且他当时也是随口讲出来的。
　　武汉处于中国的腹地，国家的很多重大项目都放在武汉，当时在武汉建设的有5个“武”字头的大型企业：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内燃机厂、武汉钢铁公司，除此外，还有正在建设的武汉长江大桥。1955年，苏联和美国正处于严峻的冷战对峙状态，双方剑拔弩张，怒目相向；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打得不可开交，在战场上没有占到便宜。美国威胁要对中国发动军事侵略，美国总统杜鲁门多次暗示要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应该说，这个苏联专家的提醒是善意的，也是有远见的。但这究竟是他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苏联政府。在那个时候，苏联专家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的言行对我们的各项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没有现代工业建设的经验中方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言听计从。苏联专家的意见被汇报到了中央，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1955年春，国家建委、一机部和汽车局下文：
　　二汽厂址定在武汉，从经济条件讲，城市利用率大，投资较为节省；武汉位于全国中心，产品好销好运；但从国防条件看，武汉离海岸线约800公里，工厂比较集中，万一发生战争，正处于敌人的空袭圈内，武汉厂址介于沙湖和东湖之间，空中目标显著。
　　不久，二汽在武汉的建设工作停了下来，新的选址工作再次开始。在全国跑了很多地方后，新址选在四川成都的牛市口。1955年3月26日，二汽筹备处向一机部报告，二汽厂址基本选定在四川成都、德阳、绵阳一带，并已开始钻探并兴建了2万平米的宿舍和部分暂设工程。
　　有意思的是，这次中方并未将改变厂址一事告知在现场的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1955年秋，苏联专家组再来武汉商讨技术设计时才知道二汽厂址已经变更，苏联专家组立即返回苏联。1955年10月到1956年2月，刘西尧到苏联考察汽车厂建设，在与苏方相关人员会谈时，苏方提出，根据汽车工业发展的方向，不宜再建设高度集中的大型汽车厂，建议中国建设各类专业厂。1956年5月，苏方派出汽车拖拉机部一位副司长和几名专家，会同中方做了进一步的讨论，正式提出：不建综合性的大汽车厂，改而分建10大专业厂，包括一个铸造和一个锻造加工中心，这10大专业厂从四川成都到德阳、简阳，经陕西宝鸡、西安，到河南洛阳、郑州一线摆开，总厂厂部设在成都牛市口，下一步再考虑在全国主要交通枢纽地区建设装配点。这个方案已经正式报请一机部和国务院审批，二汽内部尚未正式传达。1956年8月，突然传来中央内部消息，二汽下马，各项筹备工作暂停。1957年3月，国家建委、一机部正式宣布：二汽下马。
　　二汽下马有其经济、技术上的原因：“一五计划”摊子铺得太大，国家底子太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都难以承受。同时，我国对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缺乏经验，没有人才和技术储备，没有掌握现代工业建设所必需的经验和规律，结果遇到问题拿不定主意，左右徘徊，也是重要的原因，如放弃在武汉的选址。一位外国专家个人的一句话，就让中国最大的汽车厂的筹建工作停下来，难道之前的那么多领导的讨论、分析就没有考虑这些？从放弃武汉到成都选址，前后达两年之久，如果当时抓紧了，是不是就可以避免1956年的下马呢？黄正夏回忆：
　　对于这段历史，我曾问过当时主管此项工作的一机部6局（汽车局）局长张逢时，他说，你们二汽的行动真快，集中得也快，解散得也快。你们要是稍微慢一点，也可能早就恢复了。当年那个专家的话，只是他个人的见解，你们到了成都后，苏联专为二汽设计服务的一个代表团就来到武汉，找不到你们二汽了，人家只好空手打道回府了。听了他的话，我百感交集，无言以对。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可以汲取的。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下马后，二汽聚集起来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队伍也迅速分散，各奔东西。值得庆幸的是，二汽筹建组将苏联方面给的“嘎斯”车基本型的图纸交给了南京汽车厂，为以后南京汽车厂生产“跃进”牌汽车创造了条件。
　　1958年，“大跃进”之风席卷全国，中央号召“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二汽再次列入中央计划。负责经济的李富春副总理提议：“二汽就建在湖南吧。”
　　并仿照苏联的做法，把二汽起名为“毛泽东汽车厂”。

　　按照中央的指示，1958年初，一机部成立二汽建设筹备组，方劼任组长，一汽总工程师孟少农、一汽工厂设计处处长陈祖涛都是选址小组成员。选址小组跑了长沙、常德、怀化、溆浦、邵阳、芷江等很多地方，经过反复研究和对比，最后定选定湖南常德一个战争时期遗弃的飞机场。常德坐落在沅江边，景色秀美，物资丰富，交通方便，铁路、公路、水路都有，是建设大型工业基地的很好的地方。1960年2月3日，一机部六局写出二汽建厂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说：
　　二汽于1957年下马，我国已通知苏联取消这个项目。1958年，中央又重新提出上马。同年冬和1959年春，我们在湖南进行了初步选址工作，我们倾向长江方案，故建议部尽速确定。
　　1960年4月30日，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复同意筹建二汽，但没过多久，突然又通知，二汽不建了。
　　二汽第二次下马的原因很简单，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又遇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粮食严重减产，国民经济处于极度困难时期，国家无力再建设包括二汽在内的一大批项目。1964年，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根据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需要，毛泽东说：“建设第二汽车厂是时候了!”1965年，第二汽车厂的建设项目正式列入国家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
　　根据中央决定二汽上马的精神，1965年4月10日，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正式向党中央并周恩来总理写出报告，建议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内地建设一个能生产1吨至8吨的各种载重汽车的中型汽车生产基地。7月16日，又向党中央并周恩来总理报送了《关于中型载重汽车生产基地第二汽车厂的建设方案》。方案明确，二汽的产品顺序为“以军为主，先军后民”，二汽建设纲领为10万辆卡车，为了保证打仗的需要，二汽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生产2.5吨的军用越野车，建设目标是年产2.5吨的军用越野车2.5万辆，3.5吨的军用越野车2万辆共4.5万辆。
　　1965年12月21日，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于发出《关于成立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的通知》，一机部正式任命饶斌、齐抗、张庆梓、李子政、陈祖涛五人组成二汽建设领导小组。1966年10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任命五人小组组成“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临时党委，饶斌任书记。二汽建设核心领导层正式成立，几上几下的二汽建设第三次启动了。

（作者：徐秉金 欧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