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史话》连载|广州与标致：失败的“婚姻”（四）

第三期规划一拖就是一年多，时间进入1995年，广州标致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广州方面心急如焚，多次催促法方拿定主意，面对广州标致的状况，法国标致无动于衷，直到1995年12月，法国标致总裁加列维才决定亲自到中国广州来考察是否有必要。这是一次决定广州标致命运的旅行。在广州，广东省、广州市的领导亲自出面游说，他们给加列维勾画了一幅美丽的远景图。但加列维并未为之所动，他非常清楚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3万辆的小项目，地方上可以做主，但30万辆的大项目，没有中央政府的首肯，广东做得再多也只是一厢情愿。加列维决定到北京了解中央政府的态度。

北京之行使得加列维更加灰心，国家计委对广州标致给予的评价是：批量小、销售不好、配件贵、维修服务差，希望广州标致尽快解决眼下的问题，对下一步的发展不予考虑。

其实，在与广州合资前，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已经存在严重的经济危机。1980年到1984年期间，法国标致汽车由于经营不善，亏损已达15亿美元，处于破产的边缘。就在这时，经香港的关系介绍，法国标致开始与广州洽谈合资，法国标致希望扩大自己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的布局。但标致公司并不像德国大众公司那样，大众公司种下一棵树，等到树长大了再摘果，所以他们注意给树挖坑、施肥、浇水。法国标致压根没有想在广州发展轿车工业，他们只是想在广州投一把机，捞一把算一把，自己分文不出，每年仅凭CKD就可赚取数亿美元。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时候，与一个只赚不赔的伙伴合作，标致公司何乐而不为？现在要扩大生产规模意味着要增加投资，把钱投在一个自己不看好的地方，这与捞一把的性质完全不同。此时的标致公司表现得犹如欧也尼葛朗台，广州标致的生死于自己无关，自己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加列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对中国汽车市场并没有制定周密的计划，至少在他看来，中国汽车市场还没有重要到他认为的程度。因此，他宁可愿意接受克莱斯勒在欧洲的工厂也不愿意扩大在中国的合作。

法国标致是这样一种态度，广州标致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市场形势继续恶化，广州标致病入膏肓，亏损越来越大，到1997年，亏损29.6亿，每天仅利息就高达120万元，广州的纳税人每天都要将几百万元扔进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广州也由此看到与法国标致合作绝无前途，这场同床异梦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广州开始认真地考虑与法国标致“离婚”。

1996年4月27日，广州市委召开会议，通过了由市汽车办提出的《关于调整广州轿车工业发展战略的意见》，这个“意见”的核心是“更换合作伙伴，让法国标致退出广州。”时任广州市委书记高祀仁在会上谈了三条：

1、广州标致今后的发展将极为困难；

2、广州应该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应该充分利用广州标致的基础来发展；

3、广州标致还可以继续和法国标致谈判，要求法国标致加大投资的力度，对现有企业进行改造，引进新的车型，研究做好销售服务的工作。如果这三条中有一条做不到，就要下定决心更换合作伙伴。

1996年夏，原国家计委工业二司副司长时任国务院机电办主任徐秉金来到广州，广州市市长黎子流与徐秉金会面时称，广州决心与标致分手，现在正在与美国通用公司的欧宝公司谈，希望徐秉金给以支持。徐秉金表示，法国人办事太随意，广州标致拖到今天不死不活，应该坚决与他们分手，当断不断，反受其患。但徐秉金并不认可欧宝的产品。他向黎子流详细介绍了欧宝公司的状况：欧宝公司是美国通用公司收购的欧洲公司，为在中国争夺市场，通用公司专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要把欧宝推向中国市场，欧宝车是一款适合欧洲市场的车，中国百姓的认知度较低，如果贸然引进，市场不认可，恐怕广州经受不起第二次波折。

黎子流告诉徐秉金，广州市政府对此也很慎重，除了欧宝外还在与日本的本田公司接触。徐秉金认为，日系车设计精巧，中国市场进口车多，社会认知度高，日系车在中国又没有合资厂家，可以考虑和他们合作。但更换伙伴是件大事，应该取得中央的支持。

广州市政府给国务院和邹家华、李岚清、吴邦国副总理分别送交了关于与法国标致合作情况的汇报。邹家华在广州市递交的报告上批示：

从现在情况看，与法标难以合作下去，原则同意广州提出更换伙伴的意见，要妥善做好外方的工作，货比三家，选择新伙伴。请岚清、邦国副总理批示。

李岚清、吴邦国也分别表示同意邹家华的意见。

请神容易送神难。广州方面要“离婚”，法国标致却不同意。他们的算盘再清楚不过，你们的亏损与我们无关，但只要双方的合作关系存在，我就能继续盈利。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广州标致准备采取法律措施——申请破产，但多数人不同意这个办法，因为当时广州标致已经借了大量的贷款，虽然是合资公司，但绝大多数贷款都是由广州方面单独担保的，由于亏损严重，广州标致已经资不抵债，如果破产，法国标致仍旧不受损失，实际上破的是广州自己的产。

此时广州标致尚欠法国标致3亿多元货款，还有1500辆份CKD散件未付款，两项欠款共计约5亿元，破产后，广州标致的残值几乎为零，这个结局对法国标致来说，不仅面子上不好过，而且很有可能影响其在法国的股票价值。经过向国家计委汇报，决定采用国际惯例，由广州市对广州标致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算并收购广州标致公司中法国标致22%的股份，由于广州标致已经资不抵债，收购价为象征性的“1法郎”。

可以想象法国标致接到广州标致通知时的心情。法国标致坚决不同意“1法郎”方案。关键时刻，国家计委、经贸委、机械部多次做工作，提醒法国标致不要因此而影响其它项目，这句话实际上是提醒法国标致在中国二汽还有雪铁龙的合资项目。经过一番权衡，1997年3月26日，中法双方草签了“出资额转让合同”。但对于资产清算中，广州方面究竟要给法方多少钱的问题上，双方反复交涉，法方摆出不捞一把绝不放手的姿态，谈判多次陷入僵局。双方就这样拖了半年多。

1997年，广州方面已经开始与新联系的合作伙伴接触，但法国标致不走，新伙伴就无法进行谈判。最后在中法两国有关单位的斡旋下，法国标致与广州各退一步，广州方面为了早日与法国标致割断纠葛，同意补给法国标致一笔钱，法国标致才同意以“一个法郎”转让其在广州标致的股份，双方终于有了一个彻底了断。1997年10月31日，出现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法国标致的代表与广州市正式签署了退出协议。

（作者：徐秉金 欧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