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大家讲一段中国公务用车的来历。简单来说，就是公车，开奥迪A6的是一个级别，开桑塔纳的是一个级别。也就是我们生活中知道的那种官车的概念。
而实际上，这种观念并非现在才有的，最早，他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时。
公车 级别和待遇的象征
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建立了一套依只为定座驾的公务用车制度，如今中国汽车工业早已民用化，但公务车依然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是级别和待遇的象征。
毛泽东和汽车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自己的专用轿车，早在延安时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泽东配一辆，毛泽东知道后表示反对。后来，这两辆车一辆配给了朱老总用来指挥作战，另一辆则配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延安五老”使用。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迁移时，毛泽东坐的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式军用吉普车，并乘坐它在西苑机场检阅了解放军部队。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吉普车非常简陋：连车门都没有，只是在该装门的地方开了一个缺口；雨刷器是手动的，跟咱们擦玻璃的原理差不多，要边开车边用一只手摇动曲柄刮水，不过这款车，在当时已是奢侈品了。
毛泽东进入北平后，他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马上批示有关部门，将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吉斯110”、“吉斯115”等一批高级轿车赠送给中国领导人。所以，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位主要领导人坐的都是苏联产的“吉斯”防弹保险轿车。
毛泽东的专车是黑色“吉斯115”，是“吉斯110”的防弹型。车长6米、宽近2米，车身安装8毫米厚装甲，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车底盘安装厚重的钢板装甲，能经受地雷爆炸的冲击。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与前面驾驶舱隔开，既防弹又保密。
毛泽东坐车的习惯很特别，他从来不坐别人的车，却极愿意别人来搭他的车。因此，他的“吉斯115”里经常会“挤”满人。赫鲁晓夫在听说了毛泽东的这一“癖好”后，欣然与刘少奇、周恩来加上秘书和保卫人员一共7个人与毛泽东挤坐在“吉斯115”里，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看着一大堆人与自己同坐在“吉斯115”里，毛泽东的心情特别舒畅。
解放后，中国长期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生产不出自己的轿车，国家领导人也就只好坐“洋车子”。比如，朱德的座驾是一辆梅赛德斯—奔驰公司1963年生产的280S型轿车，采用140马力的2.8L六缸发动机。
1958年5月5日，由一汽试制的我国第一辆“东风”牌71型小轿车，进京给毛泽东试乘。该车为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6座，装有冷热风，发动机罩前上方有一银色小龙装饰，最高车速每小时128公里。毛泽东和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后花园观看并试坐了这辆轿车。
红旗的参照物-克莱斯勒C69
“红旗”车开始是参照“克莱斯勒”C69型试制的，车身自行设计，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具有元首用车的气派。车前格栅采用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灯使用了大红宫灯，别具一格。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红旗”CA722轿车开发成功，这是一款三排座的高级豪华型轿车，增加了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的位置；车身加长，部分车还配置了自动变速器，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的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林彪最喜欢汽车，所以第一辆防弹“大红旗”送到北京后，便给了林彪。1971年9月12日深夜，正是这辆车载着林彪一行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狂奔山海关机场。
公车依然是等级的象征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公务车逐渐普及，并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权阶层独享的奢侈品。好比说..各地的交管部门，据说，都能把车牌记下来，谁是谁的车，属于哪个级别的。
历史学家杨奎松回忆说：“文革”前夕，一直深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这种印象虽然在“文革”中逐渐破灭，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很少特权的情况，但当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还是感到相当吃惊。
正是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
就比如说上任不久的英国外交大臣
相比较而言，中国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体制。这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勤务、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公务汽车便是这一整套等级制度的一部分。解放战争时期，汽车还是新鲜玩意儿，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未必坐得上，当时马匹供应相对可以保证，战时便有规定：营以上干部配有马匹，有专职马夫，拿地方供给部门的草料票向当地支取饲料。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由于缴获了大量美式吉普车，正师级以上作战单位配备了吉普车。建国后不久，进口了一批苏联轿车，配给高级干部。当时，一般只有元帅才配吉斯，部分大将也配了吉斯，如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上将和中将是配吉姆，但是在颜色上有区分，上将用的是灰色的吉姆，中将则是黑色的吉姆，以示区别。少将的配车一般是伏尔加了；当时还有一些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国车，主要有福特、别克、雪佛兰，数量不多，配给了一些高级干部。后来，地师级以上单位开始配备轿车，华沙车应在首批配备之列。
曾经的地师级配车-华沙车
对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人来说，对汽车的记忆不多，那时候汽车是身份的象征。民间曾流传这样的段子调侃当时的基层公务用车：大队书记蹬、蹬、蹬（指拖拉机），公社书记130（卡车），县委书记帆布篷（吉普车），地委书记两头平（上海牌轿车）。上海的老人家回忆，60年代里弄新娘子出嫁，一部上海牌轿车做婚车能引起全弄堂的轰动和羡慕。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时，正省级干部大多是乘坐伏尔加牌轿车，副省级和中央副部级坐的是上海牌轿车，而红旗属于中央正部级以上领导乘坐的专车。随着改革开放，凡没被打倒的中央正部长，原有待遇不变，都配红旗轿车。有人回忆，“当时进口车比较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副部级）的专车是一辆奔驰200，部里其他的小轿车以伏尔加和上海轿车为主，总共有十多辆，包括丰田面包车，主要保证部内各司局公务用车。”
改革开放前，百姓拥有轿车是个禁区。私人轿车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从50年代的限制直到“文革”中彻底消失。即使公务车，也严格按等级，实行配给。当时中国的轿车千人保有量不足0.5辆，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如今，仅北京就有超过500万辆汽车，其中大多数是私家车。作为等级制度的代表，直到今天，那些开奥迪A6的人，总是叫人侧目，其实并非奥迪是什么好车，而是这种型号的汽车与某一行政级别之间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