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两个多月前，“共和国长子”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迎来了新任董事长徐留平，从8月2日正式接任董事长开始，徐留平便对一汽集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作为“共和国长子”，一汽集团的发展史本身也是一部艰辛的创业史。面对骤变的汽车市场，一汽集团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一步一个脚印，做到了出产品、出人才、出思想，取得了辉煌成绩。在回顾中国汽车产业60多年的坎坷历程时，一汽的历史弥足珍贵，感受颇多，浓缩了中国汽车工业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让我们走进历史，告诉未来，回首一汽的足迹。
1949年12月16日，苏联，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连续几天的暴风雪让莫斯科的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度，整个城市到处冰封雪盖、银装素裹。虽然莫斯科天寒地冻，但雅罗斯拉夫车站大厅内却热气腾腾，挤满了人群，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除了斯大林外，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都集中在大厅内。这些人不是搭乘火车的乘客，而是聚集在这里等候一位来自远方的尊贵客人，这位尊贵的客人是谁呢？雅罗斯拉夫车站站台上，苏联红军仪仗队军容严整，枪刺上闪耀着寒光，身材魁梧的战士们排成整齐的迎宾队列，在严寒中一动不动，如同一组雕像。莫斯科时间12时整，一辆机车喷吐着白色的烟雾，拉着一列车厢缓缓进站，新中国首任国家主席毛泽东的专列在雅罗斯拉夫车站的站台边稳稳停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以及其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车厢门口迎接远道而来的毛泽东。身穿深咖啡色外套，头戴皮帽的毛泽东面带笑容走下车来，与前来迎候的莫洛托夫等苏共中央领导一一握手问候，在高亢的“乌拉”欢呼声中，毛泽东检阅了苏军仪仗队，紧接着又发表了简洁的讲话。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一行立即驱车前往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孔策沃别墅，根据苏方的安排，毛泽东访苏期间便下榻于此。当日下午6时，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中苏两国领袖开始了历史性的会晤。
1950年2月14日，作为毛泽东这次出访的成果，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通过这些协定，中苏双方商定了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项目。其实，中苏之间关于经济援助的问题早在1949年初就开始商议了，只是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
1946年，国共谈判彻底破裂，中国内战再起。在人民的支持下，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攻城略地，越打越强，仅仅三年时间，解放了全国绝大部分领土，消灭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400万反动军队，到了1949年，甚至连中国的敌人也不怀疑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胜利后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尤其是在毛泽东的脑海中酝酿。根据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完全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一边，在经济建设上，中国共产党人寻求援助的目光自然投向同是共产党领导的北方邻国苏联。受斯大林的委派，1949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同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一起来到河北阜平县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会谈时间长达6天，讨论的内容非常广。在谈到中国军事工业及经济建设问题时，中共中央的领袖们提出：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希望苏联帮助我们进行东北的工业开发，向中国派遣经济建设的专家和提供包括汽车在内的各种重要物资援助。毛泽东专门强调，我们也不是白要你们的援助，我们将在几年后用物资偿还这笔贷款。米高扬回去后向斯大林做了详细汇报，斯大林决定，请中国同志到苏联来具体商定。
1949年4月21日，解放大军千军万马渡过长江，摧枯拉朽，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南京城升起鲜艳的红旗。南京的陷落意味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灭亡。毛泽东兴奋地赋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随着解放大军南下西进，全国各地红旗飘扬，全国解放形势大定。解放后全国的经济建设成为日益紧迫的现实问题。战争虽然打胜了，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却是一个残破凋零的烂摊子。
由于长期战乱，大量厂矿倒闭，耕地荒芜，生产凋敝，国内经济一派萧条。以铁路运输为例，当时全国有上万公里铁路线路、3200多座桥梁和200多座隧道被毁，连通东南西北的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没有一条能全线通车,1/3的机车因破损严重不能投入运营。厂矿倒闭导致工人大量失业，1949年，全国失业工人多达400万，几乎占全国职工总数的一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又使得物价以天文数字飞涨。在刚刚解放的地区，投机资本家操纵金融黑市，套购粮食、棉纱、燃料等重要生活物资，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一些地方出现恶性通货膨胀。1949年11月，上海刚解放不久，城市里的粮食、棉纱、五金、化工产品等每天上涨20～30%，造成社会动荡，人心惶惶。为了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继续解放中南、西南、西北等大片国土，新政权还要支付庞大的军政费用，1949年，军费开支占全国财政收入50%以上。随着新解放地区的扩大，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也相应增加。1949年，全国支出的各项费用，折合小米567亿斤，而当年的收入只有303亿斤，赤字达264亿斤。残破的经济现状使得1949年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仅700亿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远远低于当时整个亚洲44美元的人均收入。针对这样一份家底，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的头等大事。在谈到恢复经济建设时，毛泽东扳着指头历数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6月21日，受毛泽东的指派，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8月4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等，鉴于中国国内现状，希望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中苏共同委员会”，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共同来商定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苏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柯瓦廖夫具体负责此事。8月14日，刘少奇与科瓦廖夫及第一批苏联专家220人一起离莫斯科回国。此后，中苏两国专家初步商定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虽然有了商定的意见，但这些都需要中苏两党的领袖最后敲定。
（作者：徐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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