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史话》连载|“设计革命”乱指挥 (二）

1971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战备成为会议的主基调，武汉军区再次提出，部队战备急需汽车，今年内，二汽必须生产3000辆军车。二汽建设指挥部总指挥熊心乐和饶斌参加了会议，熊心乐是军人，他知道，汽车生产的事情还得靠饶斌。饶斌也为紧急的国防形势着急，也希望二汽能够满足军方需求，但汽车生产不能靠拍脑袋，讲形势，在目前条件下，别说3000辆，就是1000辆也不可能实现，但现场政治高压让他无法说话。无奈之下，他向一机部、国家计委的领导反映，希望能客观面对二汽。在一机部、国家计委相关领导的“通融”下，会上同意将二汽的生产任务调减为1200——2000辆。这下武汉军区的刘丰不干了，他直接给二汽军代表施压。重压之下的熊心乐只能再找饶斌做工作，饶斌苦口婆心地解释：现在工厂车间的基建都没完成，设备没有安装完，大多数设备尚未调试，强行出车，必然损害基建、设备安装和生产准备，欲速则不达。熊心乐看自己无法说服饶斌，又找来总指挥部政委苗树森，两人共同找饶斌谈话。他们两位是军人，要服从刘丰的命令，饶斌无可奈何，只好违心地答应想办法力争“五一”出200辆，“十一”出500辆，全年出3000辆。虽然口头答应，但客观现实无法改变，结果到1971年底只凑合出了120辆。

这种环境与条件下生产的汽车质量可想而知。除了二汽，一汽生产的汽车质量也大幅下滑。中国当时还要“支援”越南抗击美国，每年无偿援助越南大量军民用物资，其中就包括汽车。因为国内生产环境一塌糊涂，中国援助越南的汽车出现大量的质量问题，有的运到了越南后甚至无法开动，越方表示拒绝接受中方援助的汽车。1972年1月11日，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给国家计委批示：

望计委把长汽（一汽）、二汽、京汽、南汽抓一抓，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放在议事日程上来解决。

（《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志》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1月25日，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汽车质量问题座谈会”，把各个汽车厂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商讨如何提高产品质量，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文革”打乱了一切正常的生产管理秩序，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质量焉能好起来？又岂是一两个座谈会能解决问题？

陈祖涛是二汽建设中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文革中，他被一汽造反派揪回一汽批斗，九死一生之后，1973年重返二汽，看到“设计革命”造成的恶果，痛心不已。2004年，笔者采访陈祖涛谈起此事，他仍旧气愤难平，历数了 “二汽建设总指挥部”瞎指挥的劣迹：

瞎指挥的第一件事是“设计革命”。二汽建厂方针和工厂设计方案，是我在工作实践中长期思考，并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也是我们五人小组以及大部分技术干部共同的思考成果和智慧结晶，是严格按照生产和设备所需要的工程环境设计的，都是在科学的前提下，经过周密计算得出的结论。但在反对“贪大求洋”“革命理论”的指导下，需要投资20多亿建设资金的二汽，被压缩成了9个多亿，那些人完全不懂年产10万辆汽车的工厂车间需要什么样的工程条件，脱离实际不讲原则，对我们的设计凭着想象盲目挥刀乱砍，毫不心疼，把很多工艺设备、水、电、路、桥涵、防洪设施、动力、公用设施等都强行砍掉，我特别心疼的是把我们的后方研发基地全部砍了，大改了我们的厂房设计。

原设计方案中，车间、宿舍都有防寒保暖设备，他们不知道有些精密设备对温度、湿度有严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认为是贪图享受，砍掉了防寒保暖设备，结果，冬天车间里室内室外一个温度，机器设备精度降低，液压设备因为油冻住了而无法启动，工人冻得伸不出手，就在车间里烧火取暖，车间里熏得黑一块、白一块，一片狼迹，车辆的装配质量大大下降。  

随意降低改变设计标准。车间的水泥地坪按规定要75公分厚，他们认为浪费，改成20公分，由于随意降低设计标准，结果全厂一半以上车间地面下沉，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厂房大约50万平米，69万平米的厂房大面积漏雨。已经装好的182根天车立柱竟有133根不符合要求。车间的行吊原设计承重20吨，他们改成5吨，结果许多大件吊不动，直接影响生产。

根据当地的雨量，车间、房屋的排水管设计为300毫米，他们改成100毫米，结果，一下大雨就“水漫金山”，车间里一片汪洋。1973年4月29日，十堰下了一场70 毫米的暴雨，结果全厂55个车间进水，生产停顿，设备受损。5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对此作了批示：“只下了70毫米雨就弄得不得了，在暴雨季节，那里一天一夜可以下200毫米，甚至还多，应该注意这个情况。否则，我们的工厂连年闹水灾，不大像话。”

为了安全，原设计每个车间都有围墙，他们说“贫下中农就是最好的围墙”，把围墙砍了，结果导致许多车间里的设备被盗，有的车间被当地老乡当成了牛圈。

他们以节约的名义，随意降低原设计的供电变压器功率，结果造成车间里动力不足，频繁跳闸。

瞎指挥的第二件事是“干打垒”运动。“干打垒”就是用一定比例的水泥、石灰、泥土混合在木摸板中夯打结实做成墙体。在当地农村，这本来是一种传统建房的做法。但在他们打着“节约闹革命”的口号，不顾车间的质量要求，强行规定，二汽所有的车间不准用砖砌，全部改成“干打垒”。“干打垒”本是农村特定条件下的产物，用来作个简易居住的房屋还勉强凑合，但在大生产的现代工业建筑采用“干打垒”就变成荒唐的笑话。“干打垒”墙体的强度、耐压度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工业厂房的技术要求，更何况建设汽车厂是百年大计。但在那个年代，这道命令却堂而皇之地颁布和执行，而且跟着叫好的人还不在少数。干打垒车间建成后，没隔多久墙上就出现道道裂纹，新建的车间成为危房。锻造厂的车间里要安装几千吨的冲床和压床，对地面基础和墙体都有特殊的要求，但他们竟然将地面基础减少，将墙体改成“干打垒”，结果造成地面沉降，墙体开裂，机器一开动，车间里尘土飞扬。当时推行“干打垒”都到了无法理喻的地步。十堰有条张湾河，大约有20多米宽，河上要修一座汽车和行人共用的桥，他们提出要修“干打垒”桥，结果可想而知，屡修屡垮，他们很坚决，屡垮屡修，因为花的钱比水泥桥还要贵得多，以至后来百姓称其为“金桥”。就是这样不讲科学的蛮干，他们居然还把它当成经验来推广。1970年，国家召开全国基建会议，会上两个人作经验介绍，一个是上海的马天水，一个就是二汽军管小组的组长。他的讲话题目就是《“干打垒”起家，“干打垒”发家》。1970年8月，二汽也召开了“干打垒”经验交流会，会上号召把“干打垒”推向施工生产的各个方面去，提出“枪毙红砖，让干打垒开花、结果”军阀味十足的口号。在他们的强行命令下，全厂所有的建筑全部都得用“干打垒”，当时有个厂用红砖砌了大门，被他们批判为“修正主义”，是“资本家的工厂”，硬是带人冒雨扒倒改建成干打垒。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下，到1973年，全二汽“干打垒”厂房已经完成了31.7万平米，民用宿舍10.5万平米共计五、六十万平方米，建得越多，后果越严重。

瞎指挥的第三件事就是出“政治车”。到了1970年初，二汽厂房还处在土建施工阶段，大多数设备还没有安装调试，根本不具备出车的条件，当时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就要求出车，而且规定1970年“五一”要生产出100辆车，“十一”要出500辆车，1971年要出3000辆车。厂房尚未建好，生产设备尚未安装到位，有些设备还在外地调试，没有厂房，没有设备，怎么出车？但他们不管，说：“三线建设不好，毛主席睡不着觉，为了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我们一定要早出车，这是政治任务，要出政治车。”同时指出，这是“林副统帅交下来的政治任务，没有条件，想方设法，不吃不睡也要完成。”有的工程技术人员老老实实地说，厂房未建好，设备未到位，目前确实不具备出车的条件，二汽的军代表居然用称：“这是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唱反调，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大帽子来压说实话的人，并且说：“就是用牙啃，也要把车啃出来，这是死命令。”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为了抓紧时间出车，军代表提出要“打破清规戒律”，边设计、边生产、边建设、边定型。产品设计工作实行“三不要”，即不要工程师，不要六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参加设计，不要个人签字，理由是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设计者签字是为个人树碑立传。产品出来不按规定进行试验，2.5吨越野车仅试制两轮8辆样车，做了少量的试验就轻率地定型，结果在使用中暴露出的问题有几百处之多。漏油、漏水、漏气，发动机马力不够，驾驶室开裂，门窗关不紧漏水，变速箱噪音等，在社会上和用户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陈祖涛口述欧阳敏撰写《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类似于这样的瞎指挥的例子太多了，当时要在一条河上修一座桥，在讨论修桥方案时，二汽的军管组长问要多久，技术人员说需要做地质考察然后设计，大约需要半年。这位军管组长大为不满：“为什么要半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拿技术吓人，你们就拿武汉长江大桥两头一砍，不就是一座很好的桥吗？还要你们设计什么？给我一个月造出来。”他不知道建桥要水文、地质资料，每一座桥都得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修，而是采取蛮干、瞎指挥，让人无所适从。

此时的二汽被“文化革命”和“设计革命”搞得气息奄奄，一派调零。“干打垒”的厂房尽是裂纹，许多设备在破烂的厂房里闲置着，墙上横七竖八地贴着文化革命的标语口号，为完成任务抢着出的“政治车”龇牙咧嘴，灰尘满面，一动不动地趴在墙角路边，工人们一天到晚以政治学习为主，生产管理秩序严重废弛，上班时在生产线旁抽烟、喝茶、聊天、串岗，漏岗属常事，生产出的车“跑、冒、滴、漏”，问题成堆，群众编出顺口溜笑话二汽的车“远看摇头摆尾，近看呲牙咧嘴，停下来漏油漏水”，25Y（2.5吨军车的简称）成了25“歪”。凡此种种，举不胜举，“文革”中的二汽，就这样在“革命”的旋涡中徘徊。这种“设计革命”实际上是“革”设计的命，是对科学的亵渎，对生产力的破坏。

（作者：徐秉金 欧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