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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轿车风云第三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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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翎羽 来源:原创 时间:2015-09-30 00:09

徐秉金,祖籍河北昌黎,1939年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2001年徐秉金担任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并兼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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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机械工业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工作,历任国家计委外事局副局长、国家经委机电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副司长、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主任,外经贸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司司长、部长助理。1991年5月,徐秉金调任国家机电产品进口审查办公室主任。

长期代表国家工业系统参加中美市场准入谈判、GATT(关贸总协定)和WTO(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曾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以及GATT和WTO的主要谈判代表。为中国WTO研究会高级顾问、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名誉会长。

34上海桑塔纳:中国合资轿车第一品牌

“轿车可以合资”

其实,在中央决定大规模发展轿车前,中国轿车工业已经艰难起步,时间是被称为改革开放元年的1978年。起步的形式是与西方跨国公司合资经营。

“四人帮”被打倒,邓小平复出后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发展经济,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该如何发展经济?早年在资本主义熔炉中锻炼过的邓小平认为,应该面向世界,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利用西方过剩的资金来发展自己。

1978年5月,中央决定,派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赴西欧考察。出发之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要求出访考察时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了解人家现代化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好的管理经济的经验学回来。中国代表团访欧期间,既看到中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巨大差距,同时也了解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只要做好工作,利用外资加速中国经济建设是可能的。回国后,谷牧专门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就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等问题讲了三点意见:

一是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这件事一定要做;二是要下定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尽快争取时间。

邓小平还说:“你要把你们看到听到的情况讲给大家听,让更多的人了解情况。”

1978年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在会上报告了西欧考察的情况,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谷牧说:

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1975年小平同志就提出过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的政策,现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加强引进。买人家的东西,我们如何付账?除了扩大外贸出口以外,我们也可以考虑采用国际上通行的经济贸易往来方式。……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自我禁锢,作茧自缚,贻误时机。

(《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

由于考察引起的反响和带来的效果,中央又相继派出各部委组成代表团到美国、日本、西欧各国进行考察访问。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7月到1980年6月三年间,除中央领导同志出访活动外,中央派出的部委代表团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472次,几乎每两天不到就有一个代表团启程前往国外。这些代表团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增加了改革开放的动力。

1978年以后,国内轿车需求急剧上升,大量进口使得国家外汇储备捉襟见肘,1978年,外汇储备仅剩1.78亿美元,还不够一个月的进口支付。鉴于供给与需求的巨大矛盾,1978年6月,国家计委、经委和外贸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报告》,提出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准备引进一批机电产品装配线,其中包括一条轿车装配线国家计委当时的想法是,引进轿车装配线,一是减少进口以节省外汇,二是争取出口以换回外汇。对此,德国大众公司董事长哈恩在其自传中说:

当时中国考虑的不是建立自己的轿车工业,因为那时的中国,私人轿车是一种奢侈品,国内没有哪个私人享受得起。中国人要利用国内低廉的人力成本进口汽车部件来装配汽车,靠出口成品汽车来获得迫切需要的外汇。

当时做出要引进一条装配线的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历史性的决定,实际上启动了中国轿车发展的按钮。此时恰逢正在二汽工作的饶斌被重新任命为一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得知国家计委的计划后,饶斌立即与上海市领导联系,建议上海向国家提出要求,将这条拟议引进的轿车装配线放到上海,以此为契机,改造上海的轿车工业。他认为,上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又是当时国内惟一的普通轿车批量生产基地,如果将引进的装配线与上海轿车工业结合起来,能够较快地消化吸收,为中国轿车批量化生产打下基础。

饶斌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上海市领导的全力支持。经商量,决定由一机部汽车总局、上海市机电一局、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共同起草,以一机部和上海市政府的名义联合向国务院写出题为《关于上海轿车一万辆规划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提出:

通过引进国外轿车制造技术,提高我国汽车工业的生产制造水平……把引进轿车制造技术放在上海,对上海轿车厂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小轿车制造厂……建设现代化轿车制造企业和选用b级车市场定位。

“报告”首次提出了引进轿车技术和规模化生产的概念以及“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实现中外两利”选取合作伙伴的原则。

上海市机电局局长蒋涛对那段历史有极为详细的回忆:

1978年7月29日,我当时是上海市机电一局局长。时任一机部汽车总局副局长的胡亮和局长助理王恩魁从北京专门到上海,他们一见到我就说:“蒋局长,我们向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什么好消息?”我笑着问。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外贸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报告》,国务院已经批准了。在报告中提出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拟安排在上海,对上海轿车进行技术改造,饶斌部长派我们来和上海领导研究项目落实政策。”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是喜出望外——这不正是我时时盼望的好机会吗?于是就立即向汪道涵市长作了汇报,并通知拖汽公司做好准备。
  当天晚上陈锦华就会见了胡亮和王恩魁同志,他们初步商量了项目落实措施。陈当时是上海市副市长。他让我组织人员,和胡亮、王恩魁两人一起,以一机部和上海的联合名义,共同起草《关于引进轿车制造技术和改造上海轿车厂的报告》,上报国务院领导。

1978年8月9日,饶斌和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签署意见后,“报告”立即被送到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的案头。8月11日,李先念将这份报告批给余秋里。9月13日,余秋里批示:

同意与外商商谈。

同谁谈呢?1978年9月底,一机部开始逐个去“敲”外国汽车公司的大门,中国向世界抛出了联系引进汽车生产技术的“绣球”。此时正值国际石油危机蔓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日渐上涨的石油价格折磨得焦头烂额,正在想方设法寻找新的投资和产品销售市场,改革开放的中国给了他们一个寻找新市场的机会。根据中方的邀请,通用、福特、丰田、日产、奔驰、大众、雷诺、雪铁龙等世界知名汽车公司先后派代表团来华商谈。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对中国认识的肤浅,一开始,几乎所有的外国公司都不看好中国市场。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工业基础尤其是汽车工业极端落后,轿车工业更不值一提。他们对中国汽车工业参观访问后得出结论,中国的汽车工业尤其是轿车工业尚处于原始状态,无法接受现代汽车工业技术,更谈不上发展科技和资金密集型的轿车项目;中国的基础设施如道路、钢铁无法支撑现代化汽车工业发展;中国的经济水平过于落后,国内购买能力太低,无法形成市场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热衷于向中国推销他们的产品,而对中国所提的引进轿车生产线自行装配轿车则缺乏积极性。在上海轿车厂的生产现场,日本丰田公司的代表被车间里震耳欲聋的榔头敲击声所震惊,他们当着中方接待人员的面直接说,“这是我们爷爷辈的生产方式”,言语中充满不屑。但也有例外,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墨菲的中国之行就特别值得一提。

1978年10月,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墨菲率领一个17人组成的代表团应邀来到中国,就引进重型汽车生产技术问题与中汽公司为主组成的代表团在北京饭店整整谈了一个星期。这是中国汽车工业首次与美国跨国公司进行合作谈判。由于双方认识方面的巨大差距,谈判进行的很不顺利,中方只愿同美方谈技术引进、转让技术,而美方又不愿意将自己的技术拱手让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交谈很不顺畅。在谈判陷于困境时,美方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合资经营”,这是中方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李岚清在《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说:

该公司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他们与外国企业合作的若干方式……,他们在谈到“合资经营”时,出现了一个我们从没有听说过的英语词汇joint venture。尽管我们懂得一些英语,知道joint是共同或负担,venture是风险,连在一起似乎应当是“共担风险”,但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这时墨菲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转让技术而不谈合资经营?也就是说,我们双方共同投资,建立一个合资经营的企业。

墨菲对合资经营做了形象的解释:

简单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一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这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家庭。

(《突围——国门初开的日子》李岚清)

对于墨菲的比喻,中方不敢认同,共产党人怎么能同大资本家“结婚”呢?但美方提出的合资经营的确也是一种全新的概念。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比较重要的的对外谈判项目都要向国务院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办公室写简报,中汽公司谈判代表团写了一份题为《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合资经营重型汽车厂的情况》的简报,将谈判情况如实上报,谁也没想到,这份简报竟然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催化剂作用。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看到这份简报后,认为很重要,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各位领导同志传阅。邓小平在简报中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建议中方开展合资经营的内容旁,写下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批语。

在邓小平对合资经营表态后,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向邓小平请示: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邓小平回答:

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搞合资经营。

得到小平同志的首肯后,顾明立即将此情况告知了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饶斌。饶斌非常兴奋,立即电话通知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负责轿车谈判项目的翁建新,电话通知的时间是1978年11月9日下午4点06分。

从此,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在中国开始出现,而且,是在中国汽车工业首先出现,从以后的结果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个表态,开启了中国现代轿车发展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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