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下旬, 选址小组进入“三溪”作进一步踏勘,同时,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吴庆时等十余人、建工部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的张静宇、俞树余等十余人、一机部勘测公司华中勘测大队叶德华、陈鹤鸣、长春汽车研究所张铮等共计30余人抵达这里,开始了厂址的区域位置选择工作。为了测试沅水运输能力,选址小组的刘进福还专门乘坐当地航运局的船从长沙航行至安江。
就在选址小组为选择了“三溪”而兴奋的时候,齐抗等人接到陈祖涛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中央关于三线企业选址必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要求二汽厂址要靠山,关键地方还要进洞。打完电话后,陈祖涛也直接赶到“三溪”重新审视“三溪”厂址。陈祖涛回忆:
选址开始时,我正在四川大足汽车厂,没能赶上初期选址踏勘。我是五人小组中负责技术和工厂设计的,所以在选址上我要补课。我和吴庆时沿着选址小组走过的路线又重走了一遍。湖南湘西武陵山区的宸溪、芦溪、沅陵一带山大林密洞多,电影《乌龙山剿匪记》就是在那里拍的。我专门到那些洞里去看了,那个地方做土匪藏身洞可以,但建设现代化的汽车厂就不具备条件了。大山洞里空气湿度太大,设备容易生锈,尤其是精密仪器设备,对环境要求更高。二汽是机械加工型企业,设备成千上万,再大的洞也放不了,我是反对进洞的。
(陈祖涛口述欧阳敏撰写《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964年10月,中央在西昌召开“三线建设工作会议”,会上,原定走南线的川汉铁路被否定,改走北线,并且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以后,经过反复讨论比较,从战备角度考虑,最后决定,川汉铁路南线北线方案全部放弃,将川汉铁路与规划中的焦柳铁路打通,改为从湖北襄樊到四川重庆,因为走向改变,称呼也由川汉铁路变成了襄渝铁路。在明确了襄渝铁路的走向后,确定渝达(重庆至达县)、襄成(襄樊至成都)两线合一,称襄渝铁路。
1965年11月,邓小平到攀枝花等西南三线建设基地视察,一机部部长段君毅陪同,路上谈到襄渝铁路建设时,段君毅向邓小平建议:“搞三线建设不能没有二汽。二汽建设离不开铁路,现在修襄渝铁路,二汽应该摆在襄渝铁路边上。”段君毅的提议得到邓小平的首肯。邓小平说:“对,二汽应该摆在襄渝线上。”
时任二汽厂长黄正夏回忆:
1980年7月22日,小平同志来二汽视察,在他的视察安排中,看完二汽后就直接到河南,段君毅同志此时已到河南任省委书记,专程从郑州赶到十堰来接小平同志。上午8点,小平同志专列准时进入十堰火车站,我和段君毅同志上车问候小平同志,段君毅同志见到小平同志,第一句话就说:小平同志,二汽的厂址路线还是你定的。小平同志仰起头想了想说:啊,有这回事。你们提了以后,我就说,应该这样定。但二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抓的事情,我要报告毛主席、周总理,如果3天不答复你,就算定了。结果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建议将二汽摆在襄渝线上,周总理说,好。但是我要请示毛主席,如果3天没有给你答复,这件事就定了。所以说,二汽的厂址是小平同志亲自定的而且经过周总理,又请示了毛主席。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得到邓小平同意后,段君毅立即通知饶斌,川汉铁路走向要改变,你们赶紧到铁道部了解情况,做好北线的踏勘准备。
铁道部第二设计院设计的川汉铁路北线方案称为川豫线,即从四川的成都经陕西汉中、旬阳、安康经湖北襄樊到河南信阳。以后川豫线又改为襄成线,即从湖北襄樊到四川成都,以后再改为襄渝线,即从湖北襄樊经陕西到四川重庆。襄渝线在湖北境内也有南线和北线,南线从陕西安康经平利进入湖北境内,经过竹溪、竹山、房县到襄樊。北线从陕西安康经旬阳、白河、将军河进湖北郧县的鲍峡、黄龙、十堰、六里坪、草店、三官殿、光化到襄樊。无论南线还是北线方案,襄渝线都要穿越横亘在中国中部的秦巴山脉。
打开中国地图,在中国的中心位置,秦岭犹如一条腾跃的巨龙,自西向东,绵延逶迤,横亘于中国中部。龙首高昂于甘肃省临潭,龙身向东经天水南部的麦积山进入陕西、河南,龙尾一部分由陕西延伸至湖北十堰。秦岭全长1600公里,南北宽数十公里至二三百公里,面积广大,山势高峻,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秦岭绵延于四川、陕西、甘肃和湖北省边境的山地为大巴山系,又称为秦巴山区。
秦岭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千百年来,秦岭和黄河并称为中华民族的父亲山、母亲河,因为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秦岭又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秦岭的北面为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秦岭以南则是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
秦岭山区山势雄伟,沟壑纵横,修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白公路”(老河口至白河),从老河口(光化)起进入郧阳山区,在深山里逶迤环绕,是湖北联通陕西的重要通道。
(作者:徐秉金 欧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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